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觀後感
今週末、トトと一緒に映画館へ行った。＜Le-Moulin＞（漢字で映画名は《日曜日式散步者》）という映画には、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である、フランスのダダイスム（Dadalism）を追求していた＜Le-Moulin＞（漢字で「風車詩社」）という台湾人詩社だった。
あの時代の台湾人、特に日本統治時代で生まれた台湾人たちにとって、台湾語は日常会話の言葉のみ、日本語は知識を吸収して文章を書く言葉であった。あの際に、台湾の有識者たちにとって日本語は創作を使って言語だけでなく、日本から大量な欧米のことを日本語へ翻訳してた後、世界中の文学や学問など取り入れる手段として工具であった。
以前フランス語専攻の友達が私に「フランス語を学んだから日本語にたくさんフランス語の単語があることを気付いた」と言ったことある。今日映画を観て、もしかしたらあの時の日本文学界や日本全体の雰囲気などフランススタイルの生活を追求しってたが、っと自分に反問してる。この映画に九割以上は日本語で語り中国語と英語二つの字幕付き。（これは台湾映画が間違いない。残り一割の中国語は敗戦後のシーンである）
昭和ロマン時代の日本語がめっちゃきれいやし、この映画にの中国語と英語の翻訳にもめっちゃきれい。（さすが文学作品w）
日本で忘れってた1985-1945、台湾の日本統治時代の歴史を台湾人自分で話せるよう、現在の日本人へ伝えよう！っと思ってる私、
同時、現在の台湾で若者たちにももう一度あの時の歴史を探して、今まで忘れてしまった物語が新しい歴史的な解説が必要なぁっと思ってる。
趁著《日曜日式散步者》加映，邀請老爸一起去看電影，也許也是頗適合我們這對一路以來一直生活在「日式生活」的怪其父女檔的星期天日常。
故事描述著1930年代台南超現實主義「風車詩社」一行人的故事，主要林修二先生為第一視點（但這部分真的是電影看到中後段才意識到這回事），透過穿插這風車詩社四位詩人的作品來討論那個年代的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中也有一群徜徉在日文書寫、將「日本統治」的時代背景作為一種媒介，走在世界潮流的前端熱衷於法國超現實主義的美學當中。
片長（看這部片前真的需要一點心理準備），但是我很高興在台灣能誕生這樣一部格具意義的電影。
我自己這段也一直在思考作為「現代台灣人」，到底該如何回去看1895~1945這50年的歷史才好：當今的台灣出現了一派將哈日風潮直接「移植」到百年前的歷史，忽略的這百年時空斷層出現的矛盾，直接複寫過去而少了重新檢視、回到歷史的觀點將那個年代的事物提升到另一個層級的定位；而另一方面的當今日本，則是完完全全忽略到殖民地之間的連結，現代的日本人知道台灣、喜歡台灣、感謝台灣，卻沒有多少人知道台灣曾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還是日本第一個、也是歷時最長的殖民地。
扯遠了，我很高興台灣能推出這樣一部電影，（雖然和我無關但是）做為台灣人真的是有一種與有榮焉的感覺。
這樣的高興感是出自於黃亞歷導演的電影表現手法，透過反覆、穿插與超現實，我很驚訝台灣也可以推出這樣子近似於那個狂飆年代或現今歐洲仍很常見的藝術表現。我會說這不像是一部常見紀錄片形式，但是不自然、刻意又有點超現實的畫面重現，也明確地提醒著觀賞者這些部分不是真實的影像，而是現在的我們再製的。
我也很佩服影片中的翻譯。風車詩社的這群人，因為生於日治時期，文學創作只能透過日文作為書寫的文字，作品也都是以日文創作。
形成了影片前半（快兩個小時）的聽到的都會是日文輔以中英字幕，但是當詩作出現時也像電影中出現的畫作或照片等，像是字卡般地出現，無法同時閱讀完兩種語言（一次其實是顯示中英日三種語言），即便只專注在中譯的部分，字卡顯示的時間也不夠咀嚼詩詞中想要傳達的意思。
那個年代的日文和當代的日文本來就有著時代差微妙的不同，或許是百年前各地都有的難處：介於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磨合，不忍說《日曜日式散步者》在日語旁白與中文字幕之間的翻譯處理的真的很好，語句的排序上和字詞的選擇，也可能是因為風車詩社這個主題本身即具有的文學性質而帶來翻譯上的優勢。
另外是曾和法文系的日本朋友討論過的問題：她總覺得日文當中近代化的新詞彙出現太多法文單字，很多片假名翻譯的語源都是法文而非英文。例如片中不斷出現地エスプリ（esprit，精神、心靈層面上），在英文字幕的部分，就會以斜體打法文的esprit而非改成spirit。我想這樣回到百年前的（日本）文學界崇尚法國文藝思潮有關，不過這部分是我自己今天看完電影之後的給自己的解答就是了。
但是這出現了一個問題，《日曜日式散步者》中風車詩社四位主角的名稱使用與翻譯。
「林修二*1」、「楊熾昌（水蔭萍）*2」、「李張瑞*3」、「張良典*4」是劇中最主要的稱呼方式。
從電影一開始我就有一個疑惑，「林修二」真的是原名嗎？楊熾昌的筆名是「水蔭萍」，李張瑞的筆名是「利野蒼」（另外張良典的筆名是「椿翠葉」，這部分在電影中沒有提及。而張良典是本名，網路上資料多半以「丘英二」稱呼），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在文學創作上，追求「與世界接軌」的這群台灣文青們，（也許是一種隱藏身分），將自己的筆名刻意取的「相較於漢文化」，更接近日本風格一點。
而「林修二」這名稱，我的直覺是這即便不是筆名，當初在命名的時候也是從常見的日本名來取。（註：日本姓氏中也有「林，Hayashi」但這邊是台灣的「林，Lin」也無妨，因為「修二，Syuji」實在太「日式」），映後查資料的結果也確實如此，人家原名（漢名）是「林永修」。
這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在英文字幕的名稱翻譯上，居然是將這些人物的「漢名」，直接用「現代的漢語拼音、現代的國語發音」來翻譯，而不是「那個年代」不用和旁白一樣的日語發音，也該是「台語」的發音方式。而「林修二」英譯名稱最大的問題是，不是「Hayashi Syuji」，竟然硬將日文名按照「中文的漢字發音」譯成「Lin Xiu-er」，這已經超乎音譯或意譯的境界，對我來說，我會認為這是直接幫別人換了一個名稱。
這是可以是一個小的問題，但也可以是《日曜日式散步者》在人名的稱呼上很大的一個問題，因為混和了國語家庭政策實施後的新名字（原本的筆名）、漢名、原名，在其他三位主角因為國語家庭政策也跟著更名的瞬間，只以為了獲得更好的配給為由來詮釋，而忽略到這群人在國語家庭政策實施以前，是否就企圖以日本風筆名的方式，來隱藏內心自我身分矛盾的問題。
散場後，老爸對著我說：「在那個年代，還是有不少台灣人（自我認同也是台灣人）其實認同日本文化，像阿公那個時候本來（日本）老闆已經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了。」後半段爆料這還真的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聽到OAO
不過確實如此，在那個年代有骨子裡反日，也有本來就認同而且追求日本文化的台灣人。全然將現在台灣哈日風潮，或者說是將台灣人在戰後仍然曾作為殖民母國的日本抱持好感，國民政府來台的形象是一個推波助瀾的一劑，但是像一直自稱是「台灣出生、受日本教育的第三代」的我，說實在的我只有聽過日本時代的事情而已，當然這可能也和我們家族有關。
風車詩社的這群台灣人，一方面追求法國超現實主義的文學境界，另一方面又因將日文作為書寫、知識傳遞的媒介，而陷入一直以來都有的「台灣文學」定位上的兩難。楊逵在日治時期對於台灣文學的定位，在現今的台灣世代是廣為人知的，但《日曜日式散步者》中呈現了另一種聲音：原來在當時也還有另一群台灣文藝青年對於這樣的「台灣文學」又抱持著這樣的看法。
2017年，就從當一個假文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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